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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寻根小说代表作家——阿城
发布时间:[ 2017-12-18 09:23 ] 文章来源:< 综合 > 浏览量: 2291
    他的作品常常以白描淡彩的手法渲染民俗文化的氛围,透露出浓厚隽永的人生逸趣,寄寓了关于宇宙、生命、自然和人的哲学玄思,表现出传统文化的现时积淀。他因此成为当代揭示民族文化心理的寻根小说的代表作家。他就是阿城。
    阿城,原名钟阿城,1949年生,北京人。“父母在包围北平的共产党大军里”,为他取名叫“阿城”。儿子认为俗是俗了点,“却有父母纪念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战略成功的意思在里面。”十多年后他下乡插队,碰到一位不懂农村包围城市原委的拆字先生,一本正经地跟他说:“你这个‘城’字是反意。”他想了想,觉得这真是“宿命”。阿城十二三岁时遍览了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奥斯特洛夫斯基、雨果等中外名家的著作,博览群书为他后来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学还未结束,“文革”便开始了。1968年高中一年级时,阿城学业中断,下放到山西插队,并开始学画。为到草原写生,他转到内蒙古插队,后又去云南建设兵团农场落户。在云南期间结识了画家范曾,二人成为莫逆之交。1979年回北京,曾任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工人,后经范曾推荐,被《世界图书》破格录用为编辑,还曾任东方造型艺术中心副总经理、中华国际技术开发总公司广告摄影技术研究开发部经理。1979年后,阿城曾协助父亲钟惦棐先生撰写《电影美学》。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的《美学》到中国的《易经》、儒学、道家、禅宗,古今中外、天文地理,阿城在与父亲的切磋研讨、耳濡目染中,博古通今,为其此后创作风格的形成进一步奠定基础。阿城于1984年开始创作,这一年他在《上海文学》发表了中篇小说《棋王》,1985年发表了理论文章《文化制约着人类》。其作品集《棋王》,由作家出版社作为“文学新星丛书第一辑”出版,共包括三个中篇《棋王》《树王》《孩子王》和六个短篇《会餐》《树桩》《周转》《卧铺》《傻子》和《迷路》。此外,还有散文作品集《威尼斯日记》《常识与通识》《闲话闲说》等。阿城于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阿城的《棋王》先后获 1984年《中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和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还曾获得“20世纪最好的华文100部小说”等一系列荣誉;短篇小说《会餐》获首届《作家》小说奖;他的具有散文化倾向的系列短篇小说《遍地风流》也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1992年,阿城获意大利NONINO国际文学成就奖;1995年他的《威尼斯日记》获台湾“最佳图书奖”。
    《棋王》既是阿城的处女作也是代表作。小说讲述了“文革”时代,知青“棋呆子”王一生四处寻找对手下棋、拼棋的故事。在“文革”时期,主人公“我”申请下乡成功,在上火车坐下的时候遇到一个棋呆子王一生,在众人皆因离别而伤感的时候,棋呆子却邀请“我”下象棋,“我”无所事事而与其下棋。棋没下多久“我”便放弃,认为此时下棋不合时宜,王一生则没有办法只得软下身子去。在旅途中的王一生不是下棋就是求着“我”讲故事,“我”和他就这样熟识。下车之后两人被分在不同的农场。在不久之后,王一生过来寻找对手,“我”介绍了队里的高手脚卵给他。脚卵和王一生厮杀了半夜却没有赢王一生一盘棋,因此对王一生产生了敬佩之情。他劝王一生参加运动会,去会会县里的高手,王一生欣然同意。可是等王一生去报名的时候,却因为经常请假四处斗棋而被知青领导取消了参赛资格。脚卵通过关系让王一生可以参赛,王一生却不想欠别人人情拒绝了。运动会结束之后,王一生邀请前三名与之比赛。众人相与凑热闹,最后九个人同时对战王一生,王一生经过一番苦斗之后胜了其中八位。第九位棋手希望王一生给他老人家一个面子和棋,不要使他颜面尽失,王一生无奈同意了。棋局结束之后众人搀扶着王一生回到了休息的地方。
    《棋王》中的王一生也是一个极力维护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之人,和庄子的“物物而不为所物”,“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于四海之外”的理想人格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棋王》里不少地方都涉及到或直接点到了道禅,如夺得地区象棋冠军的老者对王一生棋术的评语:“汇道禅于一炉。”这位老者和教王一生棋道的那个“捡烂纸的老头儿”所言是极其相似的,他说:“下棋要造势……这势要你造,需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即是道,也就是棋运之大不可变。”王一生淡寂、虚静的性格和处世态度,毫无疑义地体现着老庄的“无为而无不为”的哲学思想。王一生交叉追求棋和吃,在秉性上与无为无不为的自然合二为一,与物推移,实是作家个人宇宙观合人生观的体现。1985年前后,文坛上出现了“文化寻根热”。从寻根派小说及其理论主张来看,它所寻之根首先是传统的文化哲学观,其中支撑中国文化殿堂的三根巨柱——儒、释、道。尤其是儒道二家,很为一些寻根作品认同与推崇。阿城从传统的中国道禅文化出发,演绎和叙写民族精神的顽强不屈,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求和理解来显示其文化性格中的庄禅意味。庄子哲学的内蕴特别注重追求理想人格的建构以超越苦难的现实世界。阿城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眼光来审视宇宙和人生,将自我与人物两化又保持天机完整的观念,同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根本意识形成对接。所以小说被视作是新时期“寻根文学”的发轫之作,其主要魅力来自于主人公王一生,他天性柔弱,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中,像他这种小人物好比狂风中的沙粒,要在不能自主的命运中获得意义和价值,唯一的力量只能来自于内心,寻找自身精神的平衡和充实。他是一个在历史旋涡具有独立生活方式和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他的整个人格中投射着久远的、富有无限生机的文化精神,这使他一己的单薄存在显现出了无可比拟的顽强精神和文化魅力。所以,一经发表,便以作者独特的美学感知、人生体验和创作风格而震动文坛,不由你不爱读。王蒙撰文高度赞赏了这篇小说,指出这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对人的智慧、注意力、精力和潜力的一种礼赞”。
    阿城的部分小说在对那时代的历史观照中,展示出实人生、真生命的存在与面目。同样是寻根文学的小说《孩子王》,主要讲述的是山里的初三学生王福和知青教师老杆儿的学习生活。它向人们阐述了什么是真实的教育,并且表达了要回归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这些教育理念都在“文革”的时候被摧残了。故事中的主人公王福坚持不懈地纪录生字还抄老杆儿的字典,体现了他渴求知识的精神价值。在小说中,老杆儿抱怨为什么国家不把那么多印刷批判文的纸用来印刷课本,这体现了当时的中国受到“文革”影响程度之深已经到了以政治思想为基础去教育学生,而不是以中国文化的基础去教育学生。老杆儿的教学方法是教学生认字写作文,和当时抄课文的教书方法有别。他这样做是想要示范以人为本的教育,让学生真正学习到文化。老杆儿独树一帜的作风遭到教育科反对,于是被免职了。其实小说这样写是一种讽刺,阿城讽刺的是“文革”时期黑白颠倒的现象,毁坏中国文化的人占主流,而那些发扬保护文化的人却被毁文化的人镇压。
    阿城的这些作品以及他在1985年发表的关于“寻根”的理论文章《文化制约着人类》,使他成为当时揭示民族文化心理的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阿城被认为是老三届出身的作家中最有文化的人、当然也是最有思想的人之一。他读书很多很杂,写的东西都很有嚼头。著名作家王安忆这样评价阿城:“阿城是一个有清谈风格的人。现在作家里面其实很少有清谈风格的,生活很功用,但是他是有清谈风格的,他就觉得人生最大的享受就是在一起吃吃东西,海阔天空地聊天。法国人也有清谈风格。”陈凯歌说“阿城是不愿挂出勋章的军人。《孩子王》是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故事。阿城对孩子的爱是对新世纪的渴望。”
    阿城的作品常常以白描淡彩的手法渲染民俗文化的氛围,透露出浓厚隽永的人生逸趣,寄寓了关于宇宙、生命、自然和人的哲学玄思,关心人类的生存方式,表现传统文化的现时积淀。如《棋王》的语言风格是采用现实主义的白描手法,语言简洁朴素,幽默含蓄。小说使用的句式一般简短,避免拖沓的长句子,而且精确地使用动词,去刻划人物的行为,极少堆砌形容词。小说写景状物,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惨淡经营,十分耐人寻味。如小说临结束时描写王一生独自与九个人下盲棋的场面:“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着我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桩,似无所见,似无所闻。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脸上,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象聚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这一段描写把人物肖象描写、心理刻划、景物渲染、抒情议论熔于一炉,令人感到惊心动魄。这种笔墨高度凝练,意境含蓄深邃,正是《棋王》所追求的语言艺术效果,也正体现了阿城作品的语言特点。阿城作品的语言有时还以冷隽的笔锋,时而颠覆自己,时而挖苦别人,无往不利。他曾这样谈论欧洲的君主立宪国家:据说有一小国的孤家寡人,觉得自己的青春整天消耗在王室的繁文缛节上,很不是味道,曾多次向议会请求自废其位,公民却不答应。为什么呢?阿城说:“保鲜的活古董,又不碍事,留着是个乐子。另一个例子,你们看英国皇室的日常麻烦让几家英国报纸赚了多少钱!”天生有幽默感的人,自会苦中作乐。
    阿城的成就不仅表现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上,还表现在电影事业的贡献上。阿城于1986年开始参与电影创作,与谢晋联合改编影片《芙蓉镇》,获1987年第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等多个奖项。 阿城的《孩子王》1987年被导演陈凯歌根据改编拍摄成了同名电影,该片获法国1988年第4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教育贡献奖。《棋王》被导演滕文骥于1988年编导了同名电影。此外改编或原创的电影剧本还有《月月》《书剑恩仇录》《人在纽约》(获台湾金马奖“最佳编剧奖”)《郑成功》《孔子》《小城之春》。参与制作的电影有《中国日记》(旁白撰写及编辑)、《海上花》(艺术顾问)、《DAVID L.Wolper》(获1989年国际纪录片协会纪录片成就奖)。第六十二届威尼斯电影节,华人作家钟阿城(笔名阿城)首次以评委的身份出现在威尼斯。他和来自意大利、法国、美国等著名电影人担任竞赛单元评委,决定哪部电影获得威尼斯金狮奖。2008年参与策第11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项目。 
    阿城在1990年代后移居美国,从此他的小说作品渐少,但有不少杂感散文作品发表,且颇有成就。阿城的《闲话闲说》(1994)是他1987年至1993年间演讲稿的结集,围绕着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这两个题目发挥。时报出版公司在书背介绍这位以《棋王》和《孩子王》知名的作者,特别提到他不但是小说的大行家,随笔也是极品,说他“运用中国文字已臻化境,可说是天生的文体家”。从《闲话闲说》所收的七十七篇讲稿后,能够看出他的文字极富现场感。阿城生命力充沛,对俗世依恋无限。凭着这种心性,他每能在我们认为鸡毛蒜皮的琐事中看出宇宙的神奇。这种心性孕育出来的文体,风格独特。阿城的随笔依旧沿袭了他直白冲淡的语言风格。且看他笔下的张曼玉:“你们看张曼玉,五花八门都演的,我看她演阮玲玉,里弄人言前一个转身,之绝望之鄙夷之苍凉,柏林电影奖好像只有她这个最佳女演员是给对了。”《闲话闲说》所收,说的既是“闲话”,讲者忍不住时也插进一脚,拿自己开玩笑。中国文人少有自谑的雅量。阿城是个例外,而且“谑”得非常到家。他说自己小时家穷,买不起书,总是到书店站着看,所以“养成个驼背水蛇腰,是个腐朽文人的样子”。这些文字都体现了极富现场感的特点。
    文学上成绩斐然的阿城,有着不寻常的家庭背景。阿城的父亲钟惦裴是著名的电影评论家。1919年10月生于重庆江津,1937年春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进延安鲁艺美术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不久在敌后游击区从事文教宣传工作。后历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教师等。钟惦裴对美术,戏剧、文学、音乐也有独到见解,写过不少评论文章和杂文随笔。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195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0年开始撰写电影评论,此后发表《〈无罪的人〉为什么不是消极影片》《评〈祝福〉》等多篇文章,形成了观点鲜明、剖析深刻、文笔洒脱的风格。1956年发表《电影的锣鼓》,引起广泛争论,次年因此而被划为右派分子。1978年,平反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继续致力于电影评论,发表《电影文学断想》等多篇电影美学论文;1983年和1986年分别出版电影论文集《陆沉集》和《起搏书》。在此期间,为新时期的电影美学理论呕心沥血,撰写了百多万字的理论、评论和美学论文,开创了中国影评一代新风,被誉为中国电影美学的奠基人。
    1957年,钟惦裴成了右派,给阿城一家的生活带来很大影响。他的童年、少年时代是在艰难中度过的。母亲在1957年以后,独自拉扯阿城他们五个孩子,供养姥姥和还在上大学的舅舅。阿城成年之后还是不能计算出母亲全部的艰辛,他记得衣裤是依他们兄弟身量的变化而传递下去的,布料是耐磨的灯芯绒,走起路来腿当中吱吱响,中式剪裁,可以前后换穿,所以总有屁股磨成的四个白斑,实在不能穿了就撒开由姥姥糊成布嘎渣做鞋,姥姥总说膀子疼,一年二十多只鞋要一针一针地做。养鸡,目的是它们的蛋。冬日里,鸡们排在窗台上啄食窗纸上的糨糊,把窗户啄得像风雨后的庙。当时,全国的百姓都被搞得很艰难。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家里就笼罩在父亲病重的气氛里,阿城父亲的病是在唐山劳改时染上的肝炎,由急性而慢性而硬化,之后,它将是父亲死亡的原因。在随时准备父亲离开他们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57年就是右派的父亲是死老虎,批斗、陪斗、交待、劳动是象征主义的,之后去干校,一切都是当时的理所当然。而且父亲是右派这件事,对他们也很有影响,大哥里满不能上高中,因为右派的子弟是不能上大学的,而高中是为上大学做准备的。阿城大哥是读书的人,成绩总是很好,阿城至今不知道此事对当时十几岁的大哥在心理上有何影响。后来,阿城的大哥在1978年从插队的地方考上大学。这一年,对阿城父亲来说是重要的一年,他的右派身份得到平反,从此,钟惦棐这三个字前就没有形容词了,笼罩着阿城一家近二十年的阴霾也随之散去……
    阿城的籍贯随父算江津,因而,他有着浓郁的“四川情结”,“除了吃川菜,我一般也对外称自己是四川人。我对四川有很多幻想,特别是美的幻想。”阿城有过插队下乡的经历,但他对那段生活有着与别人不同的评价,回忆知青岁月,阿城竟心存甜蜜回忆。“知青岁月挺好的,一点儿都不苦,……”
    阿城本人尽管旅居海外多年,但却一直是海内外汉学家关注的对象,他的作品影响甚广。但在他的优秀之作里,无论人或事,还是情或景,都成为民族文化精神的真实写照,不动声色地流露出作者对今天和未来的重新审视和再造。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依然希望能够看到当代寻根小说代表作家阿城那见地深刻的反映新时代生活的作品……(蕙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