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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艺术守护者——冯骥才
发布时间:[ 2018-06-18 10:08 ] 文章来源:< 综合 > 浏览量: 2167

    作为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当代文化人物,冯骥才绝对是一个异常繁忙的人。他身兼数职——作家、画家、民间文化遗产保护者,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还是全国文联副主席、天津市文联主席。他成了一个“立体人”,涉及文学、绘画、文化、教育等层面。每个层面他都做得投入和出色,令人叹服。冯骥才在多种身份和各种思维间随时转换和过渡却游走自如,这和他深厚的文学功底、沉静的文化乡愁不无关系。
    冯骥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他以伤痕文学登上文坛,开拓了“文化反思小说”道路,并竖起“津味小说”的大旗,《神鞭》《三寸金莲》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挑山工》《珍珠鸟》等散文名篇入选中小学课本,影响了几代人。1942年,冯骥才生于天津,从小喜爱美术、文学、音乐和球类活动。1960年高中毕业考的是中央美术学院,却因出身不好没被录取,后加入天津国画研究会。他在当时的国家甲级篮球队——天津队打了一年多的篮球后,因身体受伤退出,后到天津市国画研究会从事绘画工作,对民间艺术、地方风俗等产生浓厚兴趣。1974年调天津工艺美术厂,在工艺美术工人业余大学教图画与文艺理论。1978年调天津市文化局创作评论室,后转入作协天津分会从事专业创作。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天津市文联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国际民间艺术组织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著有长篇小说《义和拳》(与李定兴合写)、《神灯前传》,中篇小说集《铺花的歧路》《啊!》,短篇小说集《雕花烟斗》《意大利小提琴》,小说集《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系列报告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电影文学剧本《神灯》,文学杂谈集《我心中的文学》,以及《冯骥才中短篇小说集》《冯骥才小说集》《冯骥才选集》等。短篇小说《雕花烟斗》和中篇小说《啊!》《神鞭》分获全国优秀短篇、优秀中篇小说奖。部分作品已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文字在国外出版。屡获全国优秀小说奖。
    冯骥才以写知识分子生活和天津近代历史故事见长。他注意选取新颖的视角,用多变的艺术手法、细致深入的描写,开掘生活的底蕴,咀嚼人生的况味。天津既是他生命的巢也是他灵魂的窝,他把根扎在了天津,就像茅盾与乌镇、鲁迅与绍兴、老舍与北京的关系,他与这座城市深深结成一个文化整体。他的小说具有很强的地域色彩,形成独具特色的“津门小说系列”,以其特色的“奇人”、奇巧的情节、独特的视角以及极富“津”味的语言,赢得了众多读者的赞誉。冯骥才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是那些各具特色的市井奇人,他通过发掘他们身上的“奇”来展示天津卫特色的市井社会。在其作品中,无论是拔牙的、抹墙的、偷盗的、钓鱼的、卖古玩的、做小吃的,还是为人算命的、替人打官司的等等,各个行业、各个阶层都能在这方土地上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生存空间。在他的作品中,就是要试图挖掘出清末民初天津卫这个地方的各色市井“奇人”,然后将其所发生的故事一一讲述给读者。
    在情节设置上,冯骥才善于创设奇巧、充满悬念的故事情节,并对所述故事进行深刻的剖析,进而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束缚与戕害,以及在封建传统受到外来文化冲击时人们的思考。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每个故事的背后都蕴涵着一个深刻的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主题。例如,《神鞭》中傻二的辫子,看似与其他人的没什么两样,但是作者却赋予它神奇的魔力。这条神奇莫测、如光似电、随心所欲的辫子,成为战胜敌人最有力的武器。一个个市井怪才、武林高手,连续败在他的“神鞭”之下。洋人来的时候,傻二懵懵懂懂地参加了义和团,在一次激战当中,傻二的辫子被洋人的枪给打断了,这如同断了傻二的精气神儿,消沉了一段日子后,傻二毅然决定剪掉辫子,练习神枪。这种情节的安排本身是离奇的,甚至是匪夷所思的,但这恰恰揭示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嬗变过程中人性的变迁,傻二消沉后的崛起足以体现一种“积极”的人生追求。
    在冯骥才的作品中,较少有很宏大的叙事结构,他擅长以小故事、微情节取胜;每个小的故事都展现了一个“奇人奇事”,加在一起即是一种细节化的宏大精神主题。冯骥才说:“我对这块土地上的人感情太深了,所以我的文学更关注普通小人物的命运。”在《俗世奇人》系列故事中,苏七块能够以让病人丝毫感觉不到疼痛的速度为病人接好断骨,但是苏七块也有着自己不可破的规矩——接骨不管穷人富人一律七块大洋,哪怕穷人借钱看病他再还回去,这个规矩也是要守的。刷子李刷墙的动作简直就是艺术家的表演,可是干完活身上的黑衣却没有一星白点。同时,刷子李也有着自己的习惯,他刷完一面墙必须得抽上一袋烟,喝上一碗茶。“文混混”刘道元为了想看看别人对他的交情,上演了一出“活出殡”的闹剧,让人忍俊不禁,同时也感到世态炎凉……这些离奇的情节再配上这些手艺人高超的本领以及他们身上独特的个性,就使得冯骥才的故事越来越奇、越来越神,而在构建这些奇特的故事情节时,他并没有忘记通过故事让读者领悟一些生活中真实道理,同时把人物身上最闪光的人性展现在读者面前。
    冯骥才成名是从文学开始的,其实他从事绘画的时间要比写小说长。20岁那年,他因比赛受伤退出了体坛,转入天津书画社,专事绘画,当时以摹制宋代北宗山水及风俗画为主。“文革”期间他饱受磨难,曾秘密写作,将稿子藏匿于砖底墙缝间。“文革”后文坛兴起伤痕文学,他以小说《啊!》走上文坛,一鸣惊人,成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1985年后文坛开始寻根,他开始写文化反思小说,他的小说《三寸金莲》《神鞭》不仅脍炙人口,而且包含了丰富翔实的民俗文化知识,深刻剖析国民性,耐读耐看,令人回味无穷。20世纪90年代初,他的兴趣渐渐从文学创作转向绘画,并在中国各大城市和世界各地举办个人画展。他以中西贯通的绘画技巧和含蓄深远的文学意境,在中国当代画坛独树一帜,被评论界称为“现代文人画的代表”。他在绘画艺术上独辟蹊径,自成一家,耐人寻味,充满灵秀与思索,因为他觉得:“文学是延绵不断的画面,绘画是片断静止的文学。文学是用文字作画,而绘画是用笔墨写作,画中一点一线,一块色调,一片水墨,都是语言。”可以说,他的字是作家的字、文人的字,无论是1990年的《阿尔卑斯山的小屋》,还是1994年的《静寂》、2005年的《老屋》《水墨文字》,都是抽象而又意蕴深远,画面上大色块的灰、浅灰、深灰,展现不同的景物,表达不同的情绪。几乎每幅画的题目都个性十足、张扬写意——《步入金黄》《照透生命》《秋之情味》《小溪的谐奏》《等待》《柔情》《黄昏都是诗》《画枝条说》《唱秋》《落日最辉煌》《树后边是太阳》。而他最难忘的是那幅《老夫老妻》:大风雪里,两只小鸟互相依偎,相依为命,上边还题诗一首:“南山有双鸟,老林风雪时。日日常依依,天寒竟不知。”这些画作记录了他曾经的生活场景,因此他说:“绘画有时候也是一种心灵的历史。”他将绘画延伸成心灵的路程,一路虽有坎坷,也有繁花似锦。
    冯骥才说:“我有太多的对时代的干预,当然,我也太多地受到了时代对我的人生和命运的干预。”他坦承,在时代发生巨大的社会转型时投入了文学,用文学干预,当文化转型的时候用文化干预。于是,我们看到了用文学“干预”时代的斐然成就:小说、散文、随笔、游记、剧本、散文诗、创作谈、评论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创作体量巨大,洋洋数百万言,所著《俗世奇人》被誉为“小小说”的典范,《凌汛》《炼狱·天堂》等新作更为中国的非虚构写作立下标杆。他用文化干预便是抢救民间文化遗产。
    1996年后,处在文学和绘画创作的高峰期的冯骥才开始了一次自觉的文化转身。他毅然放下文学和绘画两支笔,转身为民间文化上下奔走呼号,文化研究和城市文化保护成了他的中心工作。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冯骥才就发起对天津老城和小洋楼的抢救。进入本世纪,中国民间文化在社会转型期遭受冲击,冯骥才称, “当我们的文化全面遇见冲击、风雨飘摇的时候,大量的传承人几乎艺绝人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伸以援手,这都是情不自禁的。”为保护城市的永恒之美,他愿意为之“摇旗呐喊”。2003年2月18日,由冯骥才倡议和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正式启动。此工程历时13年,对中华大地上的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地毯式普查与盘点,是我国首次对民间文化进行国家级抢救、普查和整理,其规模之大、历时之长都是空前的。他首倡中国传统村落普查,并以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的身份,推动文化政策法规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对文化遗产的重视、遗产日的设立、《非遗法》的制定、四大传统节日成为法定假期等,都有他的努力与贡献。
    冯骥才支持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遗产出于一种文化良心,他认为文化保护比写一部小说更重要,对民间民族文化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感情,并且身体力行地去行动。在天津人眼中,他不仅是一位饶有成就的作家、画家,还是一位热爱历史、热心保护文物的专家学者。他为天津小洋楼、估衣街等旧址的修缮保护,为杨柳青画的继承与发展而奔走呼号。1999年12月9日,得知天津有着600年历史的估衣街要拆,那里坐落着百年老店“谦祥益”“瑞蚨祥”,他立刻致信市长,大声疾呼:“哪个城市拥有一条老街,即是拥有一件传家宝。”他在《今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情感忧愤的文章《老街的意义》,痛心疾首地呼吁:“文物与文化是两个概念。文物是指历史建筑的精华,如皇家建筑、宗教建筑;文化是指历史街区,如北京四合院、胡同等。国家有文物保护法,文化没有。文化是人立足之根。一个失去了文化的城市,人将无根。”2000年2月10日,他签名出售《估衣街珍存》明信片,意将估衣街街貌像《旧城遗韵》一样珍存在百姓心中。令人欣慰的是,一个多月的抢救行动,动摇了估衣街的动迁计划,街上的文物得以部分保留。如今,估衣街仍然是天津人骄傲之所、外地人驻足观赏之地。
    为呼吁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他撰写了大量饱含深情的文章,出版了《手下留情——现代都市文化的忧患》《紧急呼救——民间文化拨打120》等有关城市传统文化研究的专著。为将要失去的古城留影,他拿出几十万元稿费邀集文化、建筑、考古、民俗、摄影界等人士展开抢救老街行动:录像、拍照、录音、挽留一切文化细节。抢救志愿者拍摄的两千多幅照片印在《旧城遗韵》《小洋楼》《海河流域》等画册上,较完整地保留了600年津城的文化气息。1998年,冯骥才建议成立“老城博物馆”以展示老城文化。他说:“文物的精神价值远远高于它的财富价值,因为文物是珍贵的历史见证。”为筹集博物馆的资金,冯骥才率先买了一万多元的老城文物:砖雕、石狮子、雕刻木匾等,捐赠给博物馆。2001年,“老城博物馆”在一座四合院门前挂牌。建立博物馆表现了他的文化见识、文化眼光和文化情怀。他认为,博物馆的建设可以提升整个城市的文化品位,使城市拥有水准很高的文化环境,应多挖掘其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内涵,挖掘纯粹的文化价值,将城市历史的真正意义释放出来。为了进行文化抢救,冯骥才不仅发表了大量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辨性与呼吁性的文章,进行大量的、艰苦的田野普查,并四处游说、宣讲、呼吁,致力唤起国人的文化自省与文化自尊,卖画筹款,建立基金会,在海内外举行相关的演讲,这些举动传达出他作为一名艺术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文明传承受到挤压、民族精神衰弱的时候,他的壮举令国人肃然起敬。近20年来,冯骥才已成为民间文物、文化保护的一面旗帜,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中也蕴含着冯骥才的诸多心血。
    冯骥才曾经将自己的生活重心归纳为三件大事:文化批评、写作和绘画。在他的心目中,文化批评排在首位,文学创作排在第二位,绘画排在第三位。后来,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教育又成为他事业的重心,冯骥才称之这四项工作是自己的“四驾马车”。他认为,知识分子是天生背负着使命来到这世界上的,就得追求纯粹,就得洁身自好,就是理想主义者,当然也是唯美主义者。他满怀感情地说:“我更希望的是总结我的文学,继续新的事业”,“哪一驾马车我到今天都没有放手,因为它们都走进我的生命,我放不开。我知道我的事业只有生命能给它画上句号,我没有权力画句号。”从画家、作家到民间文化遗产保护者、传统文化艺术的守护者,到面向官员媒体民众的宣教者,冯骥才身份的交叉融合是自然发生的,也是自觉自愿的。文化,无疑是他心中真正的温情。
    除了身体力行地奔走在文化遗产保护
的第一线,冯骥才始终坚持培养年轻后辈。“在教育方面,我注重两个因素。一是责任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二是视野,秘鲁作家、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说过,‘作家最重要的是视野’。在我看来,做文化也是如此,要有思想的视野、知识的视野,方能做好。”在冯骥才心中,文化的事是民族的事,传统文化是民族复兴的基础。“我国是文化大国,最高决策层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态度很坚决。对我们这些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人来说,就要像武训办学一样,不断呼喊,把知识分子的先觉想法变成全民的文化自觉。”他一向关注教育。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挑山工》被选入语文教材,直到现在也仍是教材中的典范。正因为这篇课文,泰山市政府还授予冯骥才“荣誉市民”的称号,送给他一把“金钥匙”。作为回报,冯骥才画了一幅《挑山工》送给泰山市政府。另外,还有一些省的语文教材也选入了冯骥才的作品。《捅马蜂窝》《珍珠鸟》《巨笼》则分别被马来西亚中学、新加坡中学选入的二三年级语文教材,还有一些国家的大学将他的文章选作大学必读课文,英国、美国都选了《神鞭》。他曾收到过来自马来西亚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教材选用了他的文章,但稿费很低。冯骥才谢绝了稿费,他说:“作为作家,自己的作品能用于教育后代,应该是分文不取。”对孩子教育的第一方式是在学校的课堂里,课本又是教育的中心,他认为应该给孩子挑选最好的精神食粮,使他们一下子能看到最好的东西,这对于孩子们一开始就进入文化的中心和深层非常重要。2001年,天津大学建立了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聘请他担任院长。10余年来,他在教学科研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他认为当前中国大学人文建设有三个理念,一是当前中国大学缺乏的是人文精神,而大学的灵魂是人文精神;二是保存文化和体现经典是大学的重要职责;三是大学教育的关键是“树人”,即培养一批视野宽阔、有思辨力、操作力和社会责任的青年学者。他为此付出极大努力。目前他已经拥有一支由博士生和研究生组成的学术队伍,承担着多项国家社科基金与研究基地的工作,科研工作卓有成绩。
    “我常常羡慕那种单纯的作家或画家,活得简明纯粹,还可以用一生力气去挖一口深井,然而我却偏偏不肯那样活着,否则我不再是我。”几十年里,冯骥才一直在各个领域来回穿梭,刻意或随性。到了这时,身高一米九二、穿46码鞋、朋友称“大冯”的他终于觉得,这样的自己才是最充分真实的自己。而这样的冯骥才着实让我们敬佩和仰望。(燕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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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冯骥才谈文化语录

 

    “抢救不是书斋里的工作。”
  “农耕文化不比城市文化落后。”
  “真正的中国农民,他们比我们更懂得天人合一。农民跟自然的关系比我们真切得多,对自然的感知也真切得多。
  中国人把自然当做生命来感知,而农耕时代的一个村落里面,村有村规,有村约,有村俗。它有底线的,不能什么都干的。
  如果你要让农民,把好的农耕文明全扔掉,进入城市,他也进入不了城市的文明生活。他就变成一个文化的流浪汉,这才是农民最可悲的。”


    民间文化本来是生生灭灭的,人们不再认同,就会放弃它,这是很自然的。有些东西,人们不喜欢它,它会消失,谁也没有力量挽留,这可以称为“正常消亡”。我认为,这是事情的一面,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社会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从“文革”进入改革,从计划经济一下进入了市场经济,又一下子城镇化了。这样的“急转弯”,有些东西消失得太快,你都来不及思考。特别是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人们对物质的要求很高,轻视精神的价值。
    还有,这些年的社会变化,使得我们缺乏历史情感、文化情怀。我们对我们的文化不太在乎,这跟西方不一样。几年就把所有城市都变成了一个样,这在其他国家没有发生过。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提出文化保护,在一个非正常的转型时期,不能完全让民间文化正常消亡。

 

    文化产业的观念是绝对错误的。我也说过,中国有三个产业化让我们积重难返,一个是教育产业化,一个是医疗产业化,还有一个是文化产业化。这样一来,教育、医疗、文化都向钱看,那这个民族坏了,我们没有长远的追求,特别是没有纯精神的追求,没有精神绿地了。文化产业化扭曲了很多人的价值观,认为文化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赚钱,所以很多愿意保护文化遗产的人,他们看到当地人赚钱了,甚至觉得是做了一件好事,他们对文化本身的价值并没有足够的认识。